在南宋当官究竟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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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开启的社会转型

王瑞来认为，宋元时士人走向民间，和科举制度的变化有关。科举制度在隋朝创立，唐代沿袭，“不过唐代科举录取的人很少，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科举的荣誉意义更大”，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到宋太祖时期依然如此，诚如朱熹所言，宋代其实始于宋太宗，宋太祖还只是“五代十国”的“第六代”而已，王瑞来说，“宋太宗统一全国，扩大科举规模，考试也更加公平，如此经年累月，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士大夫政治。士大夫政治到南宋发展到极致，以至于多有秦桧、贾似道等权臣出现。”

《士人走向民间》中写道，北宋科举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全社会的向学，提升了平民文化水准。被认为是唐宋变革的重要指标之一的社会平民化趋势，在南宋发达的商品经济之下走得更远，“其中造纸技术改良后新媒体印刷业的繁荣也是重要的推手。南宋领土仅及北宋的三分之二，官僚机构减缩，科举却是照常举行，北宋以来科举难、改官难的状况愈发严峻。这种状况让每年产生近万人的士人流向变得多元化，入仕做官已经不是士人唯一的选项”。

此外，之所以说是南宋开启了社会转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南宋定都临安，结束了北宋政治、经济中心二元分离的格局，“在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之后统一的北宋，跟隋唐一样，维持了政治、经济重心的二元化格局。靖康之变开启历史大变局，南宋仿佛回到了南朝，政治、经济重心重归于一，政治、经济支撑下的文化也不再处于分散状态。在帝系与制度同一的表面形态之下，北宋积蓄的诸多因素发酵，继唐宋变革之后的新一轮社会转型发轫，这就是宋元变革。”

在南宋，当官究竟有多难

规模扩大的科举考试，确乎大大开启了孤寒之士的上升通道，“士大夫政治”从而形成，但谁都知道，想要在科举考试中得中进士，依然很难，王瑞来说，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来形容科举考试，就是“千人竞渡”，“据统计，南宋总共有大约五万名进士，而这五万名命运宠儿的背后，是五千万人次的考试大军。落榜者更多。”

那么，考中了进士，是不是就能马上当上官，一路顺利地步步高升呢？显然不是。王瑞来说，我们都以为考中进士就会有高官厚禄，就能肥马轻裘、春风得意，就连史书上写的，也都是进士们光鲜的一面，但事实上，考中进士后只表示你成了“选人”，也就是有了做官的资格，对很多“选人”来说，金榜题名之后，将是无尽的等待。

以南宋罗大经为例。王瑞来1983年就曾点校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此书非常有名，作为千万名南宋士人中的一员，罗大经在金榜题名后却“排队”待阙了八年才得以赴任。换句话说，罗大经以优异成绩“毕业”，却在“失业”八年之后才得以“就业”，而他赴任的地方，是很多人不愿意去的偏远之地广西。考察罗大经生平，王瑞来发现，罗大经在广西有三个级别较高的官员朋友，“原本以为此三人是罗大经赴任广西后结交的朋友，后来才知道，原来此三人和罗大经的父亲有关系，罗大经的父亲虽然并没有做过官，但却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乡绅。换句话说，罗大经千辛万苦考中了进士，待业了八年，结果还是靠着老爸的关系走后门才就了业。”后来罗大经调回江西，也升了几级，但却受上司间权力斗争的牵连而罢官，只好回了老家。“但所谓史家不幸诗家幸，回到老家后的罗大经写出了著名的《鹤林玉露》，倘若他一路高升，或许也没空来写这样的闲书了”。

这就是一个进士及第者的命运。王瑞来说，北宋的仕途壅塞，直接遗留给了国土被削去三分之一的南宋，使得南宋的选人入官变得异常艰辛。早在南宋初期的绍兴七年(1137)，中书舍人赵思诚就指出：“孤寒之士，名在选部，皆待数年之阙，大率十年不得一任。”如此看来，罗大经进士登第后待阙八年，实在是没有太大背景的士人的极为普通的遭遇。当时，赵思诚还预测道：“将见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调者矣。”罗大经生活的时代，又距赵思诚上言的时代过去了将近一百年，有史料表明，赵思诚的预测已经部分地成为了仕途现实。

比罗大经更为知名的杨万里，是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

杨万里

在仕途的早期，杨万里也免不了曲折坎坷。28岁登第后，他必须得从最低一级的选人开始他的仕途。多年的“基层”经历，让杨万里带着无奈发出“今仍作吏卑”的感慨。幸运的是，他结识了名臣张浚及理学家张栻，在张栻的推荐下，仕途才逐渐好转。杨万里有着诗人的狂放，性格倔强。不仅《宋史·杨万里传》说“万里为人刚而褊”，他的友人葛天民也在诗中写道：“我与诚斋略相识，亦不知他好官职。但知拼得忍饥七十年，脊梁如铁心如石。不曾屈膝不皱眉，不把文章做出诗。”杨万里自己也说：“士大夫穷达，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开口求荐。”尽管如此，到了晚年，他还是以带病之身，煞费苦心写下几百封请托书信，据王瑞来统计，杨万里的这上百封书信，全是为十个后辈向在任的中央或地方的官员，特别是向后辈任职的上司求情，仕途之难可见一斑。

要不是仕途坎坷，或许就没有《富春山居图》了

宋代如此，那么到了元代呢？王瑞来认为，黄公望的求仕之路或可回答这一问题。

《富春山居图》（局部）

大家都知道黄公望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王瑞来说，现在我们觉得黄公望是大画家，其实在当时，画画就和行医等一样属小道，所以黄公望的事迹进的是《录鬼簿》。王瑞来学文献出身，考证是基本功。他介绍，黄公望本姓陆，生在南宋末年，蒙古人入侵时其尚年幼，父亲去世，母子贫病无所依，后来母亲又嫁给一位已经90岁的黄姓老者，黄公无子，希望有人能继承家业，光大门楣，所谓“黄公望子久矣”。黄公望，字子久，合起来就是“黄公望子久矣”。黄公望子成龙，黄公望学习也很努力，入元后继续努力，希望能在科举考试中有所作为，但令所有读书人没想到的是，入元以后，江南的生产力和经济结构虽然没有多少改变，大家都以为同样不会改变的科举考试，却一停就是几十年。生产官员的“装置”没了，那么官员怎么产生呢？从胥吏中选。为了求仕，黄公望只好先在浙江当地当了一名胥吏，但是因为性格耿直得罪了他人，不久即被诬入狱。出狱之后，为了生计，他又到元大都去当胥吏，又因为犯了错误的上司说话而进了监狱，这一下黄公望彻底心灰意冷，出狱后就回了江南老家。回了老家，断了仕途，黄公望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当老师，给人算命，还加入了全真教。至于画画，只是他的“业余爱好”。王瑞来说，从黄公望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做官的士人的命运，“士人们走向民间后会干什么、能干什么，在黄公望一个人身上就能得到了体现”。当然，如果不是因为对仕途心灰意冷，早早回了老家，日日对着富春江水遥望青山，也许就不会有流传千古的《富春山居图》了。

《富春山居图》（局部）

王瑞来认为，当南宋士人因为官位缺少，元代士人因为科举长时间取消而仕途艰难，“往上流动”太难时，就必然会“横向漫溢”，士人走向民间就成为必然。而南宋商品经济的繁荣，政治、经济中心的合一又为走向民间的士人提供了较大的生存空间。于是，士人们或经商，或经营田产，或教书，各寻出路。

另一方面，即便是能够“向上走”的官员，“待阙”在乡里，“丁忧”在乡里，“退休”后也在乡里，这些在乡里的有地位的士大夫，周围聚集着一批低层官僚和无官士人，他们对修桥铺路等地方建设以及宗族凝聚等精神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实际上成为地方乡里的主持者。这一部分“非官非民”之人，在南宋入“士籍”，在元代为“儒户”，拥有免税免役等部分“特权”，到明清，就成为著名的“乡绅阶层”。众所周知，乡绅是国家和民众间的重要纽带，让社会有了一个富有弹性的空间，成为传统中国重要的稳定因素。

难得的是，《士人走向民间》虽然是一本有着较大学术含量的书，却写得生动可读。中华书局当年出版黄仁宇的名作《万历十五年》，王瑞来是第一版的编辑，受此书影响，王瑞来坚持写作一定要考虑可读性，“书是写给人看的，不是用来孤芳自赏的”，他早年写的《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就是以宋真宗一朝的五位宰相故事，生动讲述五种不同类型的宰相，并将自己有关士大夫政治的学术研究寄寓其中，广受好评。

《士人走向民间》亦是如此，以登科及第后的士人命运为切入点，在故事化的讲述中，让我们一窥宋元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历史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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